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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看】2018環境産業的這些熱點話題

      來源:中國環境報 2019/1/24 8:40:33

       對于環境産業來說,2018年是喧嚣的一年。政策、市場、資本均發生變化,企業端壓力陡增、争端不斷,因而接連産生了不少引發熱議的産業話題。值此歲末年初之際,小編特别盤點了2018年度自己心中的一些比較受關注的環境産業話題,以供參考。

      1、“國進民退”

        資本寒冬後,此前一直被看好的環保市場遭遇重創,環保企業資金鍊經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驗。重創之下,很多民營上市環保企業開始尋求走出難關的突破口。今年,“國資系”大手筆買進民營上市企業股份的現象,在環保領域尤為突出。截至今年11月,就有11起國資意向或已經入股民營上市環保企業的案例發生。包括環能科技、永清環保、東方園林、三聚環保、盛運環保、神霧環保、天翔環境、凱迪生态等業内知名企業。

        對外經貿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蘇培科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多的民營上市公司迎來一批新的進入者,很多擁有業務護城河的民營企業的控股權陸續落入了國資的口袋。這是此前金融收縮語境下,較少出現的一個新現象。”

        關于“國進民退”的現象,行業一直存在較大争議。一些企業總結出一條無奈的規律:“在新興領域,總是民營企業去打頭陣,等路探得差不多了,資本和央企國企就接走了。”對此,E20環境平台首席合夥人傅濤認為,一些民營企業在擴張過程中,可能存在思維誤區。“國企在資本方面具有優勢,民企在創新、技術、專業服務等方面有優勢。在資本環境國進民退、重資産環節由國資持有,這不見得是錯的。”

      E20環境平台執行合夥人薛濤認為,判斷是否“國進民退”比較複雜,需要結合數據辯證來看。他舉例:“如污水處理領域的市場份額,如果關注A方陣11家企業的污水處理能力的曆年變化情況,國進民退是非常明顯的。而如果把我們觀察到的39家污水處理企業的處理能力綜合來看,實際上是國退民進的。”

        對于該話題,在“2018(第十二屆)固廢戰略論壇”上,生态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黨委書記吳舜澤、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工徐海雲等人也都發表了自己獨到的看法,具體可參見此次論壇專題報道。

      2、不省心的危廢處理

        固廢治理政策組合拳之下,固廢、危廢市場空間加速釋放。如今年的固廢法修訂征求意見稿中,對于危廢處理,增加了鼓勵臨近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開展區域合作,統籌建設區域性危險廢物集中處置設施;川渝、蘇、晉等地接連發布危廢新政,危廢處置攻堅戰拉開序幕;大規模的環境督察行動推動了行業規範,在市場層面則帶來了危廢處置價格的上浮波動;行業并購整合加劇,不少企業開始斥資買買買。同時,尚未發展成熟的行業也存在諸多問題,包括供需不匹配、小散亂問題突出、管理難度大等。

      10月,浙江嘉興市綠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請跨省轉移1萬噸垃圾焚燒飛灰固化物、至四川省叙永縣處理的消息被媒體披露。由于生活垃圾焚燒後産生的飛灰位列《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此次又是穿越兩千公裡的跨省處理,因而引發廣泛關注。“因為我們省内和周邊找不到處理的地方,處理能力飽和了。”浙江嘉興環保局相關人士就此事解釋說。而在短短幾天後,四川省叙永縣發布公告:不同意浙江嘉興萬噸垃圾焚燒飛灰送至我縣處理。公告為該事件畫下句點,卻也暴露了事件背後危廢處理及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危廢市場的成熟任重而道遠。

      3、增值稅與環保處罰

        從國内外形勢看,當前,減稅降費正成為新常态。但在環保産業,尤其對于一些污水固廢等處理企業來說,大家卻有不同的感受。在E20研究院參與的國家相關部委基礎設施運營狀況調研中,一些企業反映,當前初心美好的營改增不僅沒讓企業減低稅負,實際上“不降反增”,另外因為一些環保監管标準的變化,先征後返等政策也遭遇新的難題,讓企業“有苦難言”。

        過去,污水處理勞務免征增值稅,但按照财稅[2015]78号文,水處理企業享受得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是退稅70%,按照适用稅率核算後,納稅人的增值稅實際稅務大約5.1%左右。而且,由于污水經加工處理達标後直接排放,污水處理企業并沒有任何銷售業務,不可能有銷項稅票,無法進行增值稅進銷項抵扣,2015年之前的污水處理廠的水價構成中多數都未包含增值稅,現在也多數都為因此調價,實際上企業稅負“不降反增”。

        同時,78号文還提到環保處罰的影響規則:因違反稅收、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受到處罰(警告或單次1萬元以下罰款除外)的,自處罰決定下達的次月起36個月内,不得享受本通知規定的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這點意味着企業隻要遇到一次處罰就三年不得翻身,但目前污水處理行業有着諸多客觀難處,如很多地方排水系統尚未實現雨污分離,加上管網管理不到位,導緻污水處理企業的進水大多超标,而“進水超标”在環保局給予處罰時卻不視作可容情的理由。在此前提下,出水稍不達标就要面臨三年處罰,對于企業來說未免過于嚴厲,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一個行為受到了環保、稅務的雙重處罰”。

      4、奔四的污水廠

        自2015年的《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标準》(征求意見稿)發布後,污水廠提标成了水處理領域最關注的話題之一。:現行标準是否合理?靠提标是否能夠改善水環境?農村污水項目排放标準是否應參照城鎮?

        探讨未能得出定論,但環境管理日益嚴格的走向似已明朗,在實際項目中也開始有所體現。據中國水網統計,雖然國家标準中“一級A”是最高要求,但在實際項目中,已湧現了一波以“地表Ⅳ類水”或“準Ⅳ類水”為排放标準的水務項目。包含黑臭河道、污水處理廠、鄉鎮水處理、流域治理等。

      20186月底,浙江印發的《關于實施浙江省城鎮污水處理廠清潔排放标準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再次印證了提标大勢已在地方鋪陳開來。中國水網統計發現,目前不少省市的污水處理廠已成功“奔四”或正在“奔四”的路上,天津、合肥等地也已出台參照“準Ⅳ類水”的地方排放标準。而污水處理廠提标改造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對于企業、政府來說都不是小事,因而引發行業激烈讨論。

      5、高富帥三峽集團與長江大保護

        今年以來,長江大保護工作進入落地階段。426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還親自主持召開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不搞大開發不是不要開發,而是不搞破壞性開發,要走生态優先、綠色發展之路。”

        在共抓長江大保護這項大事業中,生于長江、長在長江的三峽集團成為了共抓長江大保護的骨幹力量。借助長江大保護的契機,三峽集團簽署了多份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快馬加鞭地牽手了一大波新老朋友,努力實現合作、互利與共赢。

        長江經濟帶橫跨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覆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雲南、貴州等11省市。三峽集團已經先後與長江經濟帶沿岸的多個省市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根據城市特點和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同時,長江保護工作涉及多個污染治理細分領域,因而三峽集團也與環境産業多家企業展開合作,包括碧水源、東方園林、桑德集團、中國水環境集團、北控集團、光大集團等,半年内在環境産業掀起了巨大波瀾。

        除合作外,今年三峽集團還拿下了不少大項目,包括77億的九江市中心城區水環境系統綜合治理一期項目,6.84億的饒平縣村鎮生活污水處理設施PPP項目等。12月,三峽集團長江大保護實施主體落戶武漢,百億環保項目即将起航。要說今年環境産業最吸睛的高富帥企業,非三峽集團莫屬了。

      6、進水超标與出水超标

        當前,污水處理領域主要需求從建設轉向運營,污水超标問題引起國家相關部門的重視。由于牽涉行政處罰,污水運營及管理過程中的責任厘清成為關注重點。雖然《污水排入城鎮下水道水質标準》、《污水綜合排放标準》等明确規定了污水廠上遊排污企業排放标準,但在實際運營中,進水超标現象時有發生,也不乏污水廠因此承擔高額罰款的案例。我國相關部門和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并開始出台相關條款。而在相關争端案例中,污水廠通常不占優勢,舉證困難、執法标準不一等問題顯著。

      2018年,就有一起頗受行業關注的進水超标與出水超标關系糾紛的案例出現:在日前烏魯木齊西站污水廠的訴案中,原告污水廠認為由于下水管網傾倒大量含油污染物,超過了原告西站污水處理廠設計的污水處理能力,導緻進水口污染超标,而執法方拿出的超标項的“大腸菌群”,最終法院認定“原告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進水口污染物超标與出水口污染物超标之間存在因果聯系”。

        針對上述問題,E20環境平台還特别舉辦“規範監管趨嚴下,污水廠運營的痛點與風險”的主題沙龍,攜手行業專家及各大水務企業,就污水治理行業痛點與風險進行探讨。幾位行業律師針對操作中的要點給予重要建議。

      7、垃圾分類市場化

        垃圾分類在我國推行已久。但在實際落地過程中的難度有目共睹。而十三五以來,“垃圾分類”以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重新提出。習主席明确表示“全面推行垃圾分類”;今年6月,住建部城市建設司副司長楊海英表示,住建部正在加快推動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全面部署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并配合有關部門大力推進生活垃圾分類立法工作。

        被提到更高層面的垃圾分類應當如何去做?顯而易見,按照過去用的方法不行,需要一種完全改變過去的新模式出現。用市場化的手段,開發出新的商業模式+技術手段+工具,有組織地去完成它。今年以來,垃圾分類市場化引起普遍重視,市場層面,合同金額超千萬的垃圾分類項目層出不窮,鄭州市“7億級”垃圾分類項目啟動招标,餐廚垃圾、大件垃圾的處理開始提上日程并逐漸落地;政策層面,多地出台垃圾分類工作實施方案,“不分類不收運”成為共識;在今年11月,習主席來到虹口區市民驿站嘉興路街道第一分站,聽幾位年輕黨員在交流社區垃圾分類推廣的做法,并表示“垃圾分類工作就是新時尚”。

        針對垃圾分類如何實現市場化,行業也出現了一波熱烈讨論。如中國固廢網年度金牌專案作家,貴州省生态文明建設研究院垃圾分類委員會主任、貴州高遠環保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蘭亞軍在其系列文章中表示,提出了垃圾分類處理市場化的幾點基本内涵及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内容;華中科技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陳海濱則表示,垃圾分類應走社會化與專業化相結合的路線,提倡二分法。

      8、重回技術時代

        黨的十九大後,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全國各地生态環境的治理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環境産業作為生态環境治理的中堅力量,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同時,新釋放的絕大部分需求沒有清晰财務支撐,政府支付意願大于支付能力,因而地方政府面對兩難境地,原來備受歡迎的招商引資項目不再被待見。

        資本泡沫的退卻,環保督察的不斷加嚴,使環境産業面臨質量改善和資金短缺的雙重壓力。在此轉折之年,作為綠色發展突破的重要支撐,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創新體系尤為重要,且伴随環境督察升級,技術支撐作用逐步凸顯。

        在此情況下,“重回技術時代”成了新常态下的産業訴求及突破口。E20環境平台首席合夥人傅濤指出,産業3.0階段,進入到綜合服務時代,需要技術對産業的各個要素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提供系統服務。在産業4.0時代,也就是兩山産業時代,則需要産業思考如何實現内外要素的強鍊接創造價值奇點,對技術提出了更好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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